慈善的资本主义风潮
文：朱航飞
我们再度热衷于深度探讨关于慈善的实践时，其实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重新拾起了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慈善业先驱们的往事。
在盖茨和巴菲特之前一个世纪，洛克菲勒是全球首富。他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也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抗生素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实验室里马虎操作的结果，但尽管这个发现具有显而易见的商业潜力，这项研究却并未继续向前推进。直到 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牛津大学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恰伊姆(Ernst Chaim)对其进行深度开发，才奠定了现代制药业的基础。
西方社会的慈善传统，在一百多年里得到了完整的继承，但无论如何，这些慈善基金会的具体运作，早已今非昔比。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将捐赠者称为“投资者”——因为他们是需要回报的，只不过不是金钱，而是所谓的“社会回报”。这种回报不再是虚无而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而是由严格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其“可测度性”。
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前总裁苏珊。贝里斯福特(Susan Berresford)就曾说，“人们认识到，盲目捐赠，然后听天由命的做法已不再奏效。这是一个注重结果的时代。”
另一方面，慈善基金会对被资助项目的要求也变得更加苛刻，他们往往要求看到善款支出的详细账目。在他们“投资”之前，也要雇佣专业机构进行广泛的尽职调查，就像那些投资者在购买一家企业之前所做的那样。基金会不再是一个只管签发支票的地方，还会向被资助的项目提供管理建议，并教他们如何进一步筹集资金和成长。甚至就连“非营利”和“营利”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一些慈善机构会投资于生产“绿色”燃料的企业，并将盈利作为再投资的本钱；而像疟疾医疗中心也会对疫苗收费，以支持自身的运转。
雅芳(Avon)一位女继承人在30年前创立的Edna McConnell Clark Foundation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改变如何已成为主流。1999年，该基金会开始尝试这种结果导向的慈善策略，并且只有在达到特定的绩效目标后，他们才会继续提供资金。如今，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他们每年全部3600万美元捐赠的操作指南，其主席南希。罗布(Nancy Roob)说，“我们经历了巨大转变。现在，我们可以向那些能证明自己的20多家非营利机构提供更多的资金。”
但也有人认为把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带进非营利机构的做法，只会让后者的日子变得很难过。不过，事实上就连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楷模，也正在不自觉地把从前那套企业管理的东西带到他最心爱的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里来。
自打盖茨从微软提前退休后，他每天就能多出几个小时来思考，如何把每年盖茨基金会的30亿美元花在刀刃上。对此，他似乎十分享受，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基金会的具体事务中去。
作为一个以坚持己见、作风犀利而著称的人，盖茨的全情投入总是会让基金会的一些员工感到紧张。为了一些公共卫生项目，有段时间他一直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疯狂阅读有关病毒学的专业教科书，就连度假时也随身携带大量有关疟疾的医学期刊文章。盖茨说，“考虑到我是如此热爱这些东西……我大概仅就轮状病毒感染的问题就能写上20页……现在电子邮件多了起来，我看的东西也多了……”
像盖茨这样的人，他们的热情同时也来源于一种信仰。由于慈善基金更有可能支持一引起具有创新的项目，并能够欣然接受许多项目可能会失败的事实 ——而私营企业是不会进行这种创新的。但正是这种多元化的、长期的创新，让慈善基金构成了企业研发和政府公共资助之外的一种强大补充。
或许，再过一个世纪，盖茨和巴菲特完全可能因为他们的基金会而被铭记，而不是因为那些让他们发财的企业。
